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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西方现代学者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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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学者从事中国民俗文化调查研究的人不少，除了前面提到的艾伯华，同时期还有另外一些人。
他们的学术活动是在1949年以前进行的，后来大都成了西方现代学界的第一代汉学家。
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他们的弟子大都在西方大学的研究院里跟他们学习中国学问，成为“图书馆里的汉学家”
，也称“第二代”
。
20世纪60年代后，第二代汉学家到过台湾和香港，在那里实地接触了中国文化，但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他们没有机会到内地调查，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
与上一代学者不同，第二代汉学家从事中国学问研究，带有对西方殖民史的批判意识和反思态度，对中国上层文献与民俗文献的差异与联系也抱有更多的疑问，因此，他们的学术工作很接近中国民俗学。
他们的工作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一人一地、形单影只地跑来跑去找资料，而是与中国同行合作开展田野调查。
他们的调查区域，涉及华南、华北、西南和西北等多地区，所研究的资料，有家谱、谚语、说唱、戏曲、宝卷、笔记小说、地方志、村社碑文、宗教等多种形式，并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
本节重点介绍其中有关中国民俗文化研究的著述，阐释现代中西学者研究民众文化的异同，并尽可能切合实际地对双方的理论价值做出估价。
一、民间戏曲和民间谚语研究[62]
欧达伟（R.DavidArkush）是美国下层文化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近年他围绕中国区域民间记录开展田野研究，成为美国历史学界与中国民俗学界对谈的第一人。
（一）确立知识的原则：定县秧歌
中国民俗学着自己把民俗学称为“历史科学”
[63]。
它接受人类文明进化秩序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民俗观念与民俗事象的连续性。
把握这种连续性在对民俗的发生、演变、性质、特征、功能的描述和论证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是它确立民俗科学知识的原则。
西方历史科学的兴趣，在于人类科学社会所有行为的意义。
它以分割历史的连续性为代价，以保持对象意义的现实价值。
出身这一学术的下层文化史派，继承历史间断性的原则，并加以发展，使其达到使用于确立民众历史文化知识的形态。
欧达伟的定县秧歌研究，体现了他提出和运用这一原则的过程。
20世纪初，晏阳初发动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
平民教育运动。
这场运动留下的宝贵遗产之一，是从农民口中记录的《定县秧歌选》[64]。
欧达伟是这部《秧歌选》的第一位系统的研究者，他通过秧歌戏的文本，研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众所潜藏的欲念和渴望。
欧达伟说，《定县秧歌选》是一部大书。
它大致包括了在定县农村听到的小戏的相当一部分。
比起那些偶然采集，或零简散篇、缺乏系统的编著，它更适合于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分析。
他认为，这些小戏属于定县二三十年代民众观念的历史范畴，依据是：演员和观众都是普通农民，演出地点也在乡下或村镇；戏曲大量保留了方言土语、荤笑话和对调情**行为的直接描述，是连皮带骨的民众生活形态，与相同故事的上层文艺大有区别；另外，它们的流传时间，至少应该等于研究者的横向历史断代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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