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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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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主张处理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
，以为只要一提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是用社会制度之异同决定亲疏。
他们说，这就是“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化”
，因之要加以反对。
这实在是莫大的误解。
与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中国外交思想相距十万八千里。
以中苏两国关系为例。
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面临帝国主义封锁包围威胁而提出过“一边倒”
的政策，但当时毛泽东同志就强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对苏联有团结、有批评。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以老子党自居，企图控制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
的野心，中国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并且在1956年就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亦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尽管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其愈来愈露骨地推行霸权主义，因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余年中，中苏处于对抗状态就有30年之久。
相反，我们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38]的教导，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且于20世纪50年代初与缅甸、印度首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之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
这一切说明，我们从来不是形而上学地机械地以“意识形态”
和社会制度画线，恰恰相反，是从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以是否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区别亲疏好恶。
对于那些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体系中仍处于受压抑和被剥削地位，在政治上仍受超级大国强权政治干涉的第三世界国家寄以极大的同情。
1986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马里总统特拉奥雷时说，中国将来发展了，还是搞社会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不会忘记全世界所有的穷朋友，还是把帮助穷朋友摆脱贫困作为自己的任务。
如果要问我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意识形态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这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例证。
由于中国是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利益与世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
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代表了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与第三世界的看法一致的。
正是由于中国的真诚态度和坚定立场，从而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赞同和好评。
他们称中国是“全天候的可靠朋友”
，并且说只要他们按和平共处思想办事，中国就是一个最易于捉摸，也最易于打交道的社会主义国家。
联合国原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1990年12月指出，在南南合作中，“中国的援助是最受欢迎的，因为中国的援助从来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39]。
这一切都说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外交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外交。
这里还存在另一种误解。
有人认为，既然我们各项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生产力标准，那么我国外交工作也应一切以是否有利于我国建设为标准，而不应有意识形态因素，这种想法显然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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