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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与写心——读崔建军近作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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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军是一位好学深思，勤于探索，有历史使命感的艺术家。
他的探索主要从两方面进行。
一方面是写生，另一方面是写心。
通过写生和写心，期待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发扬光大，为油画的中国化，进而为抵制艺术的终结做出自己贡献，这是建军给自己负载的历史使命。
艺术的终结是近来艺术哲学中的热门话题。
始作俑者是19世纪的黑格尔，推波助澜者是20世纪的丹托。
考虑到丹托主要讨论的是视觉艺术，尤其是架上绘画，因此艺术终结的问题在绘画领域中显得尤其尖锐。
根据丹托的主张，由于艺术的各种可能性已经为不断的实验所穷尽，因此艺术创造不再可能，我们不再能够根据创造性这个指标，将不同时代的艺术编撰成前后相随的历史，艺术已经进入它的后历史阶段。
进入后历史阶段的艺术，是无法区分年代的艺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艺术形式都可以同时存在，关于艺术的历史叙述不再可能。
在丹托看来，这种后历史的艺术，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习惯。
今天的艺术家在决定画画的时候，都得面对丹托的挑战。
由于现代复制技术的突飞猛进，绘画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本性。
绘画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人们，对此有不同的回答。
贡布里希在谈到埃及绘画、希腊绘画和中世纪绘画的区别时，曾经做了这样的总结：埃及人画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希腊人画他们所看见的东西，中世纪的人们画他们所感受的东西。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绘画就是接着希腊罗马的传统往前发展，以忠实地捕捉眼睛所看见的东西为最高目的。
西方绘画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逼近真实地再现眼睛之所见的历史。
摄影和摄像技术的发明，实现了西方绘画的梦想，同时也终结了西方绘画的发展。
留给20世纪西方艺术家的，不是宝贵的遗产，而是沉重的包袱。
为了将绘画从对事物的忠实再现中解放出来，20世纪的艺术家使尽了各种解数。
然而，在将绘画从写实中解放出来之后，并没有给它带来新生，相反让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20世纪的绘画就是这样在重重犹疑之中艰难前行。
建军是个学院派画家，他接受了正规的学院教育，而且继续留在学院从事教育工作。
不可否认，中国绘画的学院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西方化了。
在学院系统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对西方艺术历程了如指掌，对西方艺术大师如数家珍。
建军也不例外。
这是学院派艺术家的优势。
但是，任何一位严肃的学院派艺术家，都会像20世纪的西方艺术家那样，面临艺术终结的困扰。
只有面临困扰的时候，人们才会追问历史，希望从历史中开出新的路径。
建军出生在具有浓郁传统文化氛围的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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