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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理王大臣因贵前主谆属在先，顾念两国睦谊，互相体谅，遂与西公使和衷商酌，允照所请。
以后再妥订章程。
想西公使必已函报尊处，特再附闻以释远念。
Vice副手
清廷对外交往的正副使制度第一次引起外国不满，要追溯到雍正恭贺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ЕкатеринаIАлексеевна）登基之时。
当时，女皇对清政府正副使官衔表示不满，对方前次出访清廷的萨瓦是副枢密官，有少将军衔，而图理琛和殷扎纳不过是内阁侍读学士（从四品），而另一个使节那颜只是郎中（清朝每部又分若干司，司设正五品郎中）。
其实，这些官员品级已经很高，估计和当时糟糕的翻译有关，以至听起来像一般的“秘书”
和“医生”
。
使臣的选拔制度，有别于科举制度下选用一般官员，主要靠王公贵族、大员保荐。
1875年总理衙门奏定，出使大臣由“在京王公大臣等，如真知有熟悉洋务，洞悉边防，兼胜出使之任者，具疏保荐”
。
此后三十余年间，这一规定不曾变动，直到外务部成立，新的职业化任用制度出台。
这种特殊的任用制度，为各大政治派系争斗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正副使制度，本来是个等级名分制度，无所谓好坏。
但清廷的外交问题，即便在这样一个小小的集团中，也会出现相互牵制、监督。
李鸿藻举荐刘锡鸿以副使出使英国，目的就在于牵制正使郭嵩焘。
郭、刘的矛盾，就是身后更大牌人物的矛盾。
清流御史一度奏请派郭嵩焘出使日本，李鸿章则一直希望刘锡鸿离开使职，僵持不下。
最后，两人任职未满，双双回国。
归国后，刘锡鸿弹劾李鸿章。
有关这一事件的大略经过，李鸿藻的日记中逐日有记载。
结果是李鸿章“自陈感悚”
，刘锡鸿以“妄言”
获罪革职。
驻美正、副使陈兰彬与容闳，驻日正、副使何如璋与张斯桂，这些“配对”
之间均发生过矛盾分歧。
由于李鸿章从中竭力调解，最终没有扩大影响。
此后，清政府很快取消正、副使制度。
其实，郭嵩焘、刘锡鸿来自不同的举荐人，不能同心同德做工作也就罢了。
像驻美、驻日的正、副使，实际上都来自同一个人（李鸿章）的推荐，居然也频传不和。
首任驻美使臣陈兰彬早年曾得到曾国藩的举荐，延请入其幕。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李鸿章会同两江总督曾国藩奏派其携带幼童出洋。
出使后，李鸿章称赞他“识力诚毅，廉正可靠，驻洋三年筹办要务均极精详”
，请总署在古巴华工定案后，“斟核保奏，俾旌劳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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