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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和香港一箭之地，办报纸的境遇却有很大不同。
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强收粤汉铁路，广东的地方士绅在黎国廉带领下奋起抗争，岑派兵把黎国廉抓了起来，关在监狱里。
广州各报噤若寒蝉，只剩下香港各报摇旗呐喊，批评岑春煊攘夺路权。
新出版的《维新报》、《东方报》、《少年报》、《日新报》同一论调，大肆攻击岑春煊违背民意。
岑后来干脆下令禁止港报入口，耳根清净。
1907至1908年间，湘、皖、滇、赣、粤、桂各省革命军陆续举事，全国震动。
1910年前后，广州又增加了多家新报纸，其论调仍是鼓吹革命，仇视清廷。
邓悲观主持《国民报》，潘达微、邓慕韩创办《平民报》，陈耿夫、李孟哲出版了《人权报》，卢谔生刊行《军国民报》，陈炯明扶持《可报》……香港、汕头等地出炉的新报纸，也多与革命党人有关。
这些报纸对于辛亥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之役及孚琦、李准、凤山之被刺记载周详，非但不同情死于暴力的满洲官员，反而对革命党人赞扬备至。
武昌首义后，清军将领张鸣岐、龙济光、李准本来还准备负隅顽抗，此时各地报纸纷纷谣传“京陷帝崩”
，广州全境欢声雷动。
张鸣岐知人心已失，无可挽救，便仓皇出走，龙、李只好投降。
时人评论，广州得以不流血而获光复，报纸的力量不可小视。
但要说广州“不流血”
而获光复，其实与事实不符。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之役，孙中山感叹“吾党菁华，付之一炬”
。
推翻一个全国性政权，发起由下至上的革命，革命者怎可能“不流血”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不对等的比赛，最终的结果是革命者经年累月的流血，换来了王室最终希望自己不流血，和平走下宝座。
爱新觉罗家族因和平方式交出权杖的行为获得了优待，促成这一切的原因，除了时代的进步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很多民国要人，对未来的时局都有自己的判断，清王室的存在也许可以用来作为某种工具。
后来历史的发展，刚好印证了这一点。
1912年9月11日，贵族绍彝写信给绍英，说：“皇族昨晚请孙中山电询甚为平安，慰甚。
孙中山往抵醇邸（醇亲王载沣府邸），世相彼此当有周旋之意，前嫌亦可化解矣。”
潘怡所著《记溥任先生》一文中，记述了孙中山同载沣的部分聊天内容，现抄录如下：
孙中山说：“1901年载沣出使德国时，曾以御弟的身份向人家赔礼道歉，处在十分尴尬和被动的地位，却能做到不卑不亢，国外评论不错，是十分难得的。”
之后，孙中山先生高度赞扬载沣在辛亥革命时自动退位，承认共和，避免了国内一场大血战，历史罕见，是明智之举。
这是有益于革命、有政治远见的爱国行动。
孙中山先生与载沣的会晤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小时。
孙中山在告别载沣时，还特意将自己的一幅照片赠送给载沣，照片上写有孙先生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
当时政界，其他人对清王室“余部”
的态度始终不可捉摸。
但是，都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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