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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五十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
的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也许就是这种不甘寂寞的做派，最终让唐绍仪付出了生命代价。
1938年9月30日上午9时许，经过军统的精心策划，一辆黑色小轿车载着三位不速之客停在福开森路上一座花园楼房前，两位商人打扮的来客每人携带了一只小木箱，另一人原系唐府旧随从人员谢志磐。
正因为谢是经常来往的旧人，所以应门者毫不犹豫地将三人引入客厅，并从楼上请下主人后即退下。
仅仅十几分钟后，客人就携箱告别，登车疾驰而去。
正当门卫有所疑惑时，客厅中已传出呼叫声。
原来唐绍仪已被谢志磐等三人用斧头砍杀，横尸厅堂。
当时，土肥原贤二积极拉拢中国政坛老将，组成“以华制华”
的伪中央政府。
1938年9月间，土肥原两次来到唐府，督促唐绍仪尽快作出成立伪中央政府的决定。
而唐绍仪并未明确拒绝，他推出了自己的女婿岑德广，由他出面与土肥原进行谈判。
此时，人们一度认为，唐被杀是日本人遭到拒绝后的举动。
后来，台湾地区《中外杂志》所载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回忆录中说：“因唐已定意做汉奸，故予处决。”
这就是著名的“必杀论”
。
唐绍仪的意外死亡一度成为讨论热点，沈醉先生也曾发表意见，认同刺唐是军统奉命行事，但称这是“误杀”
，是“晚节未失，惨遭错杀”
。
但有大量细节表明，唐绍仪对于以什么方式重登政坛，有自己的考虑。
1938年3月，广州抗敌后援会致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包围，从速南归。
3月12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上海市民函唐绍仪》的公开信，信中恳切劝告，希望唐绍仪“与国人共争民族的独立自主”
。
3月19日，广州市各界人士和社团再度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
，并且汇去了旅费两万元。
对于这些明确、热情的民意，唐绍仪置之不理，连旅费也没有收。
更令人感到惊愕的是，日本人一手成立的南京伪维新政府中，二号人物竟然是唐绍仪的老部下温宗尧。
温宗尧曾经一直紧密追随唐绍仪，可谓嫡系。
温宗尧执掌维新政府，唐绍仪难脱干系。
南京伪维新政府的伪立法院的院长居然来自“唐系”
，这不能不引起当时重庆方面的猜疑。
国民政府进行了继续试探，承诺唐绍仪若能先到武汉，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
为了争取唐绍仪，国府做工作很细致，他们甚至动员了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唐绍仪，劝他赴港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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