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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之后，卡西尼致电俄国外交部：“我认为，我国绝不应该放过目前中国要求我们担任调停者的计划，此事对我方既无任何牺牲，又能大大增加我们在朝鲜及整个远东的势力。”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比李鸿章更为精确地预计了此后的发展。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俄国始终包藏祸心不让外人窥其底细。
其真正的目的是，如果不能兼获鹬蚌之利，也必须尝到熊掌和鱼之一，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1894年6月至7月底，中国又在英国、德国、法国之间多次斡旋，请求协调和日本的关系，最终均告失败。
本书在后文关于程璧光的章节中将提到中日海军之间的差别，以具体数据为考量，李鸿章的“消极怠战”
是有理由的。
当时日本之所以不计一切地发动战争，和在此之前三百年的隐忍形成鲜明对比。
原因很简单：日方实力已明显强于中方。
1883年到1895年十多年的时间里，清朝没有增加一艘舰艇，军械奇缺。
据说，定远舰上的巨炮（主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
如果日军知道他们畏惧的定远舰和镇远舰不过是银样镴枪头，估计中日战争的爆发日期还将提前。
日本战舰“吉野”
号本来是清政府预订的铁甲舰，因清廷无力支付而为日方抢购。
海军部每年的五百万军费哪儿去了呢？《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记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以银子解部充饷。”
海军提督丁汝昌据理力争，认为当前清朝海军战斗力“远逊于日本”
，添船换炮刻不容缓。
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到钱。
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是以“饷力极拙”
来敷衍。
史界已有公论：此时，主管户部的翁同龢在军费问题上玩足了猫腻，让北洋海军陷入了困境。
以买炮弹为例，德国工程师汉纳根在甲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斗舰上的大炮使用。
李鸿章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无法实行，原因就是翁同龢不给钱，说购买这种炮弹纯属“浪费”
。
但“节约”
之后，翁同龢在中日战争上却极力主战，他有什么个人目的呢？
翁同龢的弟子王伯恭曾作为袁世凯下属，随军入朝鲜。
王伯恭曾著有《蜷庐随笔》一书，对清末大吏有一些详细记录。
其中一段写道：“甲午战前，翁同龢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同龢，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
我想翁同龢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
但翁同龢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
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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