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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此事惊动了中央。
那时每届大专毕业生在毕业前夕都要由中央首长接见一次，1963年7月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接见本届毕业生时就提到这个问题，并说：有的大学生反对我们党的“反修”
政策，你有什么道理可以站起来讲吗？这个鲁莽的山东学生突然就要从座位上站起来“辩论”
，旁边早有四个彪形大汉站了起来把他摁了下去。
这件事影响很大，高教部和北京市委联合上报中央，毛主席对这个文件做了批示。
因为这个事件正与他在1962年底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与阶级斗争”
相符合，他认为这类学生是大学生中的极右分子，是阶级斗争在学生中的表现，而且“所在多有”
，应该清理。
如果把处理反动学生问题摆在当时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便可以看到它的出现不是孤立的。
1962年9月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1963年3月毛主席等党的领导人为雷锋题词；1964年在城乡开展“四清”
；1963年12月与1964年6月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开展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并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封、资、修和贯彻“两个批示”
的文章；自1963年下半年开始发表的“两报一刊”
批判苏联与国际修正主义一至九评。
这些都在预示着政治思想领域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一切人群。
整反动学生只不过是牛刀小试罢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一些地区和大专院校之所以整学生不过是一块挡箭牌而已，用以抵挡毛主席对他们不抓“阶级斗争”
的批评。
这种说法也非臆测，北京在各省市中揪出的反动学生最多（据高教部在落实政策时所言），也管得最严，直到1969年才让这批学生返校，而北京市委在文革中垮台最早。
在北京以北大揪出的反动学生最多，而北大的书记兼校长陆平是除了“三家村”
外最早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的高级干部。
特别可笑的是，就是这样，北京市委也没有得到“革命群众”
的谅解。
1967年2月昌平“革命群众”
批判斗争旧市委领导人时指出：他们的最大罪行是搞“二月兵变”
，所以才把反动学生安排到南口劳动改造作为策应。
这一群学生是最软弱的一块泥巴，可以由人们捏成各种形象，以满足他们政治上或心理上（我想这是变态心理）的需求。
毕业之前中央首长接见应届大学毕业生，也让我参加了，不过有八个“革命同学”
围坐在四周。
我觉得有点滑稽，因为这次是在工人体育场。
我们的座位距主席台有数百米之遥，无论如何也不会威胁到首长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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