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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作为反面典型来示众的。
在这种形势下，农村几乎是社社有食堂，队队有食堂（当时的生产队相当1961年以后的生产大队）。
为了表示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断掉不吃食堂的后路，家家砸锅献铁，炊具、餐具中凡是有铁的大多进了小土炉，为实现1070做贡献（1957年产钢535万吨，1958年要求翻一番，实现1070万吨）。
这一年又恰好赶上丰产年，庄稼长得格外的好。
上上下下都以为共产主义就在大门口了，大搞“一平二调”
（无偿平调农民的个人财产），食堂杀牛宰羊，拣最好的吃；吃饭不定量，放开肚皮吃。
多少年来国人，特别是农民为没吃饭所苦，这回真的解放了，自由了。
在大量消费的同时，1958年是丰产不丰收。
因为全国忙着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人们没有工夫收庄稼。
而且实行了军事化，农民按军队编制，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个人再心疼粮食，也不许单独行动，大量的庄稼烂在地里。
后来农民谈及此事无不痛心疾首。
北京虽没有普遍搞食堂，但在大跃进**期间，饭馆吃饭自行付费，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爱给多少给多少。
每天我在菜市口的“南来顺”
吃早点。
一天早上，一进饭馆就大吃一惊，屋子中间是十多张方桌拼成一个台子，放着油饼、烧饼、麻花等食物，旁边有大桶，里面是豆浆、杏仁茶等。
这些都是任君自取，四周的方桌上有小笸箩，中有零碎钱币，由君自行付款。
饭馆里的人比平常多了好几倍。
油饼等一端出来都是一抢而光，“南来顺”
坚持不到一个礼拜，又改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
“南来顺”
的一位老职工说“赔不起啊”
。
那时，人们仿佛到了君子国，如此随意地对待经济，经济难道不会报复吗？
1959年秋天报复就来了，先是商店的东西越来越少，购物票证越来越多。
什么时候进入困难时期？在我看来有个标志性的事情出现，那是在1959年“十一”
以后，有个秋风萧瑟的早晨，人们起来买早点发现北京人习惯吃的烧饼、果子（果子指炸果子，一种类似油条的食品）、油饼、豆浆、杏仁茶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菜粥”
。
这件事给北京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因为大多数北京人早上没有吃菜粥的习惯，当时所有的饮食摊点都是国营的，要变一律都变。
困难的缓解也可用早点铺的变化作标志，1961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所有的早点铺都支起锅炸油饼了。
而且很奇怪，油饼炸出来都是白的。
我曾问过，是不是没炸熟，回答说，这是大油（指猪油）炸的，怎么炸也不挂色。
1961年春末夏初，通知我们下乡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
）。
由于经济困难，本来大学生停止了下乡劳动等活动，这次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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